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人运动开反腐先河

工人运动是建党初期体现党的先进性、推动革命进程的重要方式。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等工人运动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在党的廉政建设上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尝试。

萍乡安源，位于江西省西部，毗邻湖南，这里煤炭资源丰富，宋代已见采煤记载。1898年，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创办了萍乡煤矿，1899年专门运输煤炭的株萍铁路随之兴建。安源路矿中的“路”和“矿”就是株萍铁路和萍乡煤矿的合称。

“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这是当时煤矿工人苦难状态的真实写照。湖南党组织将这里作为重点地区开展革命工作，这里也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同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成立。1922年9月14日，为迫使当局承认俱乐部的工人代表权利、增加工人工资，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胜利先河。

安源路矿当局被迫同意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俱乐部迅速壮大，成员一度从700多人增长到13000多人，上缴的费用随之急剧增加，“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俱乐部演讲大楼”等内部机构和场所相继设立。

随着俱乐部的日渐庞大，其常设办事机构主任团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又有了逐渐充裕的资金，主任团慢慢开始出现官僚习气盛行、管理失职混乱、侵吞挪用公款等腐败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俱乐部主要领导人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开始着手从制度约束层面进行整改和规范。

一是不断出台完善俱乐部制度。俱乐部设立主任团和七个股，形成了总代表、百代表、十代表的工人代表体制和层级行使权力的模式。1923年至1924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等规章制度相继制定或修改，俱乐部和合作社经济管理、经济运行的各项具体管理规定也相继出台。

二是严格执行廉政相关制度。当时工人消费合作社出现了几起侵吞公款、谋取私利的案件。如1923年上半年，“服物股经理陈梅生欠公款千余元，事前合作社总经理及工人职员毫未发觉，现因此事，大失工人信仰”。俱乐部在据实查证后，形成决议，免去陈梅生经理职务，其名下房屋用具被封存，并限其半个月内缴还全部欠款。其他严重违反俱乐部章程和纪律的人员，经教育仍不悔改者，俱乐部做出开除其部籍的处理，形成了震慑效应。

三是实行工作报告制和公开制。首先，对俱乐部、合作社的经济管理、经济运行作出明确规定，加强对内部各部门和合作社经济账目的检查和清理，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有效地加以解决。其次，俱乐部换届、俱乐部大会的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不但全面公开，还编辑成册在全国主要工会发行和传播。最后，明确规定重大事项需形成专题报告，各项经费开支也需逐项公布。俱乐部实行的这种向内检查清理、向外公开公示的双向举措，保障了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

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我们党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办事制度、严明组织纪律、处理贪污渎职人员等方法途径，与不良工作作风、贪污腐化行为作坚决斗争，取得了突出成绩，开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工作的先河。

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需要处理大量捐款的问题。上海总工会决定将这些来自全国、全世界人民的捐款作为生活费发放给罢工工人。针对一些流氓工贼冒充工会代表，污蔑攻击上海总工会贪污救济金、中饱私囊的谣言，上海总工会进行坚决斗争，通过公开账目等方式，确保善款妥善发放，用事实证明了自身的清正廉洁。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有益探索与成功尝试，为党的五大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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