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的特点及其经验

冀南抗日根据地，地处河北南部，以太行山为依托，东越卫运河到山东省，南进豫北、鲁西的广大地区，有津浦、平汉铁路通穿腹地，退有太行山根据地，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包括沧石路以南、平汉路以东、卫运河以西、漳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根据地初创时，还曾辖平汉路西山区、津海路东滨海区和豫北部分地区，计51县。1940年后，根据抗日斗争的变化，部分区域划出，后大约稳定在40余县之内，人口700万，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是华北敌后严重威胁日军交通要道和中心据点的战斗堡垒，是联系山东、豫北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是太行根据地的屏障，为华北抗战和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谱写了冀南人民抗击日寇侵略的辉煌篇章。

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在“片面抗战”路线作用下，步步溃败。9月保定、沧州失守；10月，德州、石家庄、邢台、邯郸沦陷。11月，威县、大名、邱县、安阳等地也被日军占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冀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镇先后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惨案频频。是时，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大批官僚政客仓皇南逃，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一些地主、土匪和失意军阀，或以“看家护院”“保卫地方”为名，或打着“抗日”的旗号，纷纷组织武装，拉帮结伙，一时间各地土匪及游杂武装蜂拥而起，可谓是“土匪遍地，司令如毛”。据统计，当时土匪及各色武装多达120余股，多者数千人，少者数十人。同时各色会道门组织也蜂拥而起，扯旗招兵，集聚力量。这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杂牌武装，各据一方，为王称霸，为解决其粮饷薪俸，不断抢劫繁华村镇，祸害百姓。真是外侮内乱，鸡犬难宁，冀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冀南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敌后游击战争，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前夕，中共平汉省委成立，在省委的指示下，临时直南特委积极工作，抓紧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筹建抗日武装，不久，成立“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指挥部”，并在威县等6县成立工作委员会。临时特委为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派出干部分别到一些游杂武装中去做争取工作，在部分县成立抗日救国会、后援会、动委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于是，整个冀南及与之毗邻专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10月，隆平县成立“冀南抗日游击队”，清丰、南乐成立抗日游击队，濮阳组织河北濮阳专区民军第八大队。11月，南宫、巨鹿、广宗三县交界的一带村庄，成立“冀南抗日联军”，并开展一系列武装斗争。冀南抗日武装的建立和逐步壮大，为建立平原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伟大战略决策和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钉入敌后的一颗“钉子”和实施战略反攻的出发点。为挽救华北危局，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9月，刘伯承率129师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前线，开创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根据形势需要，129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11月下旬，129师组成先遣队，在张贤约支队长率领下，进入邢台、沙河、磁县、邯郸等地，协助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和成立。12月，129师组成以孙继先为队长、胥光义为政委的挺进支队，到达冀南滏西地区。经过一个月的发动群众，便把冀南抗日游击队扩大为上千人的抗日武装。他们与直南特委联系，将特委领导的抗日联军编为“八路军别动大队”，并收编隆平、尧山、宁晋的地方游杂武装，组织抗日自卫队及抗日联防自卫军。1938年1月，129师组成以陈再道为司令员、李菁玉为政委的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平原，到达南宫县城。他们一方面深入乡村，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建立抗日团体，一方面招收上千名青年进入刚开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为根据地培养和训练干部。同时，他们促使高希伯部反正，使之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对于一些游杂武装，运用统一战线政策，争取段海洲部、孤立赵云祥部，赢得了主动权。3月，在南宫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军政委员会，陈再道任主任。冀南的抗日局面初步打开。

3月中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到达冀南。不久，接替李菁玉任东纵队政委。东纵向西、向南发展，逐县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冀南各县普遍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区基干队、村游击小组或自卫队。为加强对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4月27日，冀南军区宣布成立，宋任穷任司令员，下辖5个军分区。以后又改建中共冀南区党委，下辖9个地委，根据地党的领导核心更加健全。

1938年5月，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率领三个团到达南宫，与东纵汇合，扫除冀南腹地之敌，取缔“六离会”等会道门组织，并对一些散兵游勇武装进行改编。6月，占领永年、成安、肥乡、临清、高唐、夏津等县城，开辟卫河以东漳河以西的广大地区。经过徐向前副师长与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专员范筑先谈判，达成共同抗战协议，打开了鲁西、鲁西北的局面。马国瑞和孙继先率领的津浦支队，开辟了冀鲁边地区。至此，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1938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杨秀峰、宋任穷当选正、副主任，随之公布八大施政纲领，出台公平负担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令，健全各县民主政权，加强民主建设，成立工会、农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冀南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它是插入日军统治腹地的一个楔子和实施战略反攻的出发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1月14日，日军分别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出动，四路合击根据地腹心地区南宫一带，根据地不少县城几度沦陷。1938年12月26日，刘伯承师长率部分主力部队到达冀南，随后邓小平政委在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也来到冀南。12月30日，在威县落户张庄召开了冀南干部会议，邓小平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根据冀南斗争形势，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冀南游击战争，坚持民主阵地的方针。宋任穷汇报了冀南军区、主任公署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情况。刘伯承师长肯定了在冀南平原挖路沟改造地形的创举和广泛发动群众造成“人山”的做法。1939年1月，敌人从平汉、津浦两线出动日伪军3万余众，分11路对冀南进行大“扫荡”。敌人先后占领了平乡、巨鹿、广宗、南宫、威县等县城，并经常从县城出发进行连续不断的“扫荡”。各部队深入广大农村以袭击、伏击、打麻雀战的方式，积极打击敌人，并在香城固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平原伏击战树立了典范。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加剧，国民党畏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发展壮大，反共倾向日益增长。在冀南军民全力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准备对付日伪军残酷进攻时刻，国民党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于1938年9月15日到达冀南。时隔不久，鹿钟麟开始与共产党八路军制造摩擦，破坏团结抗战。9月30日，鹿钟麟收编的胡和道部进攻驻枣强县姚屯的东进纵队独立团，杀害13名战士。徐向前、宋任穷立即向鹿钟麟提出强烈抗议，并组织群众团体向鹿钟麟请愿，要求惩办胡和道。11月日伪军对冀南进行大规模“扫荡”，主任公署随部队撤出南宫城转入乡村，南宫城被日军占领。在遭到抗日军民有力袭扰打击下，占领南宫城的日军于25日被迫弃城逃窜到新河，鹿钟麟抢先进入南宫城。1938年底，鹿钟麟又被国民党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石友三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石部由鲁南进至冀南。1939年5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与鹿钟麟进行了会谈，鹿依然坚持取消主任公署的态度。彭、鹿会谈后，冀南王子耀、冀中张荫梧仍不断向抗日部队发动进攻。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和维护河北抗日秩序，冀南、冀中部队分别向王子耀、张荫梧发起自卫反击，一举将王、张部击溃，有力地打击了鹿钟麟的倒行逆施和各种破坏抗日的活动。鹿钟麟来冀南后制造摩擦，挑起武装冲突，终未完成国民党交给他“收复失地”、掌握河北的反共使命，不得不辞去河北省主席职务。

1938年末，石友三自鲁南进入冀南后，到处任命第二县长、第二区长，推行保甲制、摊派制，进而对共产党、八路军实施武力进攻，仅一次就捕杀清河县大队队长宁心力等抗日人员及其家属50多人，其嚣张气焰和残酷手段比鹿钟麟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保卫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命令129师集中冀南、冀中、冀鲁豫军区部队共25个团，由宋任穷和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统一指挥，发起反顽讨石战役。当时石军兵力约1.7万人，像一条长蛇，自山东观城至冀南威县、南宫、冀县、枣强一线。根据顽军军事部署情况，宋任穷、程子华将参战部队划分为5个纵队，分别负责对石友三主力的攻击作战和对高树勋部的钳制任务。1940年2月9日，陈再道、刘志坚指挥左翼纵队在清河县以西之狼窝向顽军发起进攻，消灭孙良城部1个团，在威县东北之史家庄、枣科地区歼其2个营。青年纵队司令员徐深吉指挥中央纵队在威县以东干集一带重创石部一八一师。顽军主力夺路南逃，陈再道、徐深吉率部将其包围于威县东南下堡寺、摇鞍镇地区，歼顽军2000余人。孙良城率2000余人南逃，石友三主力突围西窜。反顽部队追击至邱县西南，遭广平、曲周、肥乡日军截击。2月18日，顽军趁机过漳河南逃至南乐、清丰地区。

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攻八路军华北根据地的失败犹不甘心。1940年3月，蒋介石又命石友三部，继续对冀鲁豫、冀南根据地发起进攻。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平汉以东发起卫（河）东战役，仍由宋任穷、程子华指挥，进一步驱逐石友三。石友三连遭打击，仍不甘心失败，6月下旬，又纠集2.5万余众，在日军“扫荡”掩护下卷土重来，先后占领濮县、濮阳、清丰、观城、范县。1940年7月2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宋任穷与鲁西军区政委肖华指挥，发起直南讨顽作战。7月12日，宋任穷亲率中央纵队东渡卫河，奔至直南地区。杨勇率左纵队、杨得志率右纵队，先后重创顽军孙良城、高树勋部。此时，日军200余人从寿张出击，策应处于危局中的石友三。国民党齐子修部也自堂邑出击策应，被中央纵队击溃。石友三勾结日军，破坏抗日，不仅不能为国民党“拿住冀局”，反而臭名远扬，声名狼藉，终于在1940年12月1日被国民党杀掉。冀南党委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指挥部队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讨石反顽战役的胜利，将进犯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逐出冀南，进一步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扭转了冀南前门拒狼后门拒虎的严重局面。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反顽斗争的胜利，冀南抗战形势迅速发展，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1940年8月至11月，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发动百团大战，冀南部队出动10个团的兵力和广大民兵，对平汉路、德石路及根据地内敌交通干线进行连续的大破击。在“百团大战”中，宋任穷率部捣毁敌人正在修筑的德石铁路（东段）以及在冀南区修筑的公路，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把华北作为其支持战争的供应站和交通线，更加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进攻。在冀南，敌人连续不断地出兵“扫荡”“清剿”，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分割、“蚕食”根据地，迫使根据地日益缩小，旅、团部队不断遭敌袭击。1942年4月29日，敌人出动日伪军3万余人，分别对活动在六分区武城县北部地区的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及新七旅和邢济路南四分区党政军机关及新四旅实行“铁壁合围”。军区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指挥驻守武城北部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突围，300余名干部战士牺牲。邢济路南机关部队在突围中，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等也有300多人牺牲。冀南抗日斗争进入最困难、最艰苦阶段。

194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电示冀南，取消冀南军政委员会，由宋任穷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这时宋任穷还担任着冀南行署主任，集冀南党政军领导责任于一身。受命于危难之时，宋任穷深感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自1941年春开始，敌人多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所谓总力战，以巩固其占领区。特别是“四二九”大合围以后，敌人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公路沟墙纵横交错，将根据地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格子网”，抗日军民的公开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冀南抗战进入了一个十分艰苦时期。1942年至1943年6月，连续发动了6次“中国人民大团结、反奴化运动”，对伪军广泛开展建“善恶录”“生死簿”和记“黑红点”活动（即其每做一件好事，在名下画红点，反之则画黑点，警告其将来要算总账），对伪军伪职人员震动很大。同时，利用敌伪关系营救和保护了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灼和敌工科长宋之光等一部分干部，并端掉了几处伪军炮楼。

1942年冀南发生空前的大旱灾。1943年上半年，在持续干旱的同时，又发生严重的蝗灾。9月中旬，酷旱后又连降大雨，有30多个县遭水灾，日军乘机掘开河堤，施放霍乱病菌，继之而来的是瘟疫蔓延。灾民普遍以糠、菜、树叶为食，后来几乎所有的树叶、树皮都被采光。卖儿卖女成为寻常事，人食人者也不罕见。全区饿死者达20万人，逃荒者达100万人。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中共分局（也称平原分局），直接领导冀南区和冀鲁豫区两个区党委，黄敬任分局书记，宋任穷任组织部部长。1944年5月，由冀鲁豫分局直接领导原冀南和冀鲁豫区各地委。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冀鲁豫军区（也称平原军区），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黄敬兼政治委员。下半年宋任穷代理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两区合并后，缓解了严重敌情和大灾荒造成冀南的艰苦环境，统一和增强了对敌斗争力量，扩大了抗日部队的回旋余地。

1944年，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美军的进攻正向日本海域逼近。敌后抗日军民以顽强不屈的精神战胜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大灾荒，抗日情绪高涨，根据地逐步恢复和扩大，开始了对敌人的反攻作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及冀鲁豫分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宋任穷任政治部副主任。恢复冀南、冀鲁豫两区建制，直属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10月，晋冀鲁豫军区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主力部队依次编为四个纵队，冀南主力编为二纵。

三、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特点

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坚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了打击日寇和积极壮大我军力量的方针。

第一，冀南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在平原地区开辟较早的抗日根据地，为全国的平原抗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冀南抗日根据地是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特殊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也是在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当八路军进入冀南时，冀南已没有国民党的组织，也没有国民党的政权，而是有刚刚拼凑的日伪政权维持会，有蜂起的土匪、民团、会道门和国民党撤后溃散的游杂武装，还有受到日寇欺凌和兵匪践踏的冀南民众。所以开辟工作初期，主要是如何从实际出发做好这些对象的工作。实践证明，在改造土匪和游杂武装上做得很出色。八路军根据各个不同情况，能团结的团结，该消灭的坚决消灭，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接受和改造了两万多游杂武装，不但壮大了我军的主力，还肃清了冀南的不安定因素，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我军初步在平原开创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开辟，证明了抗日游击战争不仅适合于山地，也适合于平原，这个意义十分重大。从政治上，它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找到了更广阔的途径；从战略战术上，它实现了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向平原游击战的战略思想转变。所以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冀南创造性地开展游击战的经验极为重视。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斗争”。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电报里说：“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抗战初期完整的游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全国进行平原游击战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冀南抗日根据地始终坚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牢牢地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为建立民主政权做好了准备。冀南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发展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在冀南展示了巨大的威力，冀南抗日根据地不是靠一时侥幸，也不是靠英雄豪杰包打天下，而是依靠正确的坚定的政策开辟新局面。国共两党在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形式非常特殊，既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成文的协议，而且双方各自都有自己的军队、政权。在冀南根据地的后期，曾出现了三个政权：共产党的抗日政权、国民党的政权和日伪政权。国民党打日本消极，和我们搞摩擦却很积极，我们在和日军作战的同时，一面要联合国民党抗日，一面又要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部抗日时期的三国志，在冀南演得有声有色。由于我们把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所以在复杂的斗争中始终保持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冀南根据地的开辟，最坚决地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牢牢地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使八路军进入冀南后，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武装力量，放手大干，如鱼得水。我们建立的抗日政权包括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也不经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同意，当然他们也没有承认我们的边区抗日政府。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行动，只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和冀南的实际情况办事，而不受任何其它制约。实践证明，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就没有冀南抗日根据地开辟，就没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政权在冀南的地位，当然就不可能取得冀南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

第三，冀南抗日根据地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群众路线，建立了独一无二的“人山思想”理论，确保冀南根据地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思想，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作出在平原开展游击战，就必须把广大人民造成“人山”的指示，1938年初，副师长徐向前带领“东路纵队”到达冀南时，提出了创建“人山”的设想。徐向前说，冀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我们能在这片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群众造就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更没有这样的“山”管用。我军由山地作依托和人民的支援，战胜了强敌，转到平原作战。在如何创建“人山”上，冀南军民从战略全局出发认识到了一种行动的意义，从具体条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了游击战争中的原则。冀南人民在政治上实施民主、经济上改善民生、政策的威力和作用使冀南人民群众感到共产党、八路军是捍卫国家与民族尊严的主心骨、领导者。同时，实践民主政治，冀南各级行政干部，包括主任、县长、区长、村长都实行民选制；在经济上，抗日政府颁布公平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等政策。冀南改造平原地形，将部队藏于群众之中，全区先后共挖道沟5万余里，使敌军的汽车、坦克、骑兵等快速部队难以行进，而根据地军民的转移却有了很好的掩护。这是个伟大的创举，是冀南广大军民用血汗凝结的一座“长城”，充分显示了人民的伟大力量。从而使各地的军民士气高涨，游击战开展得轰轰烈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冀南根据地注重开展经济金融战，用控制金融的经济命脉方法，支持了根据地长足发展。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建立政权后，冀南行政公署根据对敌作战的需要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的想法统一起来。1939年9月16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以财字17号通令宣告成立冀南银行并发行冀钞，并要求冀南银行成为“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10月15日，冀南银行正式成立。冀南银行的货币工作，是根据地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冀南银行发行的冀钞，是边区独立自主的本位货币，它是打击敌伪币的有利武器，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保障了军队供给。冀南银行肩负着“培养抗战的经济摇篮，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的重任。为了繁荣市场与发展手工业，发放了一些商贩与作坊贷款。冀南银行存在的时间将近9年，冀钞流通的时间为9年零1个月（截至1948年11月），发行额为2000余亿元。按当时华北人口近5000万人计算，人均4025元。冀南银行的经营，对支持边区的抗日斗争，促进边区的物资交流，开展边区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10月15日，在冀南银行成立8周年时，已经成为下辖4个区行、26个市行、173个县支行，880多个信用合作社（部）的大银行。随着解放区地域的统一和扩大，尤其是冀南银行迁驻邯郸以后，不仅增强了实力，而且促进了全区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在整个边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总行到支行的完整的工作系统，处于全区金融战线的领导地位。对发展边区社会生产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经验

冀南抗日根据地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日本侵略者反复“扫荡”，不断“蚕食”、分割、封锁的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守冀南抗战阵地，反复与强敌争夺，实现了不断强大和成长。

第一，广泛实行民主，民众选举抗日政府，夯实执政的政治基础，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由小变大的保障。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冀南地方党组织长期积累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刘邓领导八路军129师主力部队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5日，邓小平转战到冀南后，根据日军将重点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正确判断，针对国民党已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情况，同冀南区党委研究提出了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方案。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从主力部队抽调一批党员干部协助各县党组织，进一步改造和完善县、区、村政权，一个月之内，在30多个县建立了抗日的民主政权，为建立统一的冀南抗日民主政府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同时，于8月14日，在南宫召开了冀南5个专署、51个县的代表会议，选举杨秀峰、宋任穷为正副主任，制定了八大施政纲领，正式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健全了统一的行政领导系统，统一动员组织全区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撑抗日游击战争，成为一个完整的战略区。此后，针对鹿钟麟制造双县长、双区长、双村长的混乱局面，一方面，同石友三、鹿钟麟谈判，争取顽固派承认抗日政权；又一方面，着手解决民主政治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加快民主建设进程，在日军“扫荡”的炮声中，召开了冀南人民代表大会，改组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增设了行政委员会，推举了13名行政委员，选举了行政参议会。陆续颁发了《冀南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暂行章程》《冀南区县政府组织规程》《冀南各县区公所组织规程》《冀南各县村政权改进办法》。尔后，正确执行“三三制”原则，首创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先河，不断深化民主政治建设，开始进入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时期，通过民主选举改造各级抗日政权，不断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参选人数达到选民的80％，选举出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村民代表会，已有80％村、区政权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在此基础上，采取直接普选或代表推选的方式，普遍选举产生了县以上参议员，成立了县参议会，使村、区、县和行政主任公署均由民众选出，成为最普遍、最广泛的民主政治建设运动，各级抗日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成为民众信赖、爱戴和拥护的民主政府。

在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共产党高举拯救民族危亡的大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使深受压迫的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权利，由民众选举产生各级抗日政府，将一片散沙的各界社会力量凝聚在一起，汇聚成团结抗日的洪流。实践证明，只有人民选举出的政府，坚持实行民主，接受民主监督，才能生机勃勃，长盛不衰，尽心竭力地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动员组织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夺取抗日战争胜利。

第二，一切为了人民，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夯实群众基础，是冀南抗日根据地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生存的根本。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后，还未深入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就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蚕食”、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企图“摧毁根据地的生存力”，困死抗日军民。从1940年始，坚持以减租减息，调整生产关系为突破口，以农业生产为重心，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对敌经济斗争，闯出了一条加快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道路。1942年夏又遇上三年持续旱灾，连降7天大雨后，日军又掘开运河、漳河、滏阳河堤，使洪水泛滥，30多个县，884万亩耕地连续三年绝收。面对严重局面，一方面千方百计调集粮食，发放救济粮，帮助群众度过灾荒；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将冀南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总人数减到1万人、党委系统减到2000人，减少兵员4070人；另一方面根据温村会议精神，采取奖勤罚懒、减租减息、组织合作社、推广新技术和优良品种等系列政策措施，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群众开荒扩大了40万亩耕地，兴修水利增加了6万亩水田。全区部队普遍达到每人种3亩地，自给6个月的粮食和菜金，部分干部战士有了储蓄，减轻了人民负担，呈现出丰衣足食的繁荣景象，受到了群众的拥护，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物质基础。1943年，根据温村会议关于把加强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战胜灾荒，保证军需民食，奠定自给自足的基础作为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的精神，开始把农业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运用政权的力量调整生产关系，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限制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发展兵工、炼铁、煤炭、造纸、制药等工业，实行统制贸易，从敌占区购买了3150万斤粮食，缓解粮食奇缺的困难，打破经济封锁，成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新起点。1945年3月，在根据地逐步恢复，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冀南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专门研究了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问题，从地委做起，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纠正伤害中农、打击地主和富农过重等问题，认真实行以雇佃贫农为核心和切实照顾贫农的方针，历经以清算不法地主恶迹为主要内容的诉苦说理斗争、以减租减息增资为主要内容的雇佃独立自主运动、以满足贫农经济要求为主要内容的民主运动等三个阶段，满足了雇佃贫农多方面的经济要求，进一步落实了减租减息增资的政策，从而使贫雇农成为农村的领导核心，调整了农村阶级关系，巩固了党在农村的阵地。邓小平充分肯定冀南抓住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从而彻底解决了减租减息和发动组织教育群众的问题，树立了雇佃贫农在农村的政治优势，打击了封建势力，地主很难反攻倒算，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使各项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实践证明，党政军民齐动员，深化民主民生运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改善贫苦农民生产条件，依靠贫雇农，进行生产互助合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军需民食，实现自给自足，开始把余粮运往太行根据地，从根本上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三，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创新管理方式，不断积累经验，是冀南根据地不断壮大的保证。冀南区党委认真实践邓小平关于“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反对“以党治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0—12页）的重要思想，坚持不包办、不遇事干涉政府具体事务，始终把党的领导责任放在政治原则上，履行指导与监督的责任，通过政权去实行党的主张，保证政权真正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首先，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认真细致地研究政策，科学正确地决定政策，把党委决定的政策，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变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其次，经常研究上级政令运用于本区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及时检查执行程度，以保证上级政令之实现。再次，注重在县以上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设立对同级党委负责党团，并切实指导与监督党团，保证党委决定的政策转变为政权机关的施政纲领和法律法令。当冀南行署成立后，在区党委的具体指导下，陆续颁布了各级政府组织规程及各种法令，使各级政府按照法令开展工作，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为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在极端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不断地把党的政策和人民的意志变为政府法令，动员各阶级、各党派、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执行法令，形成统一的意志，团结一致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用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从经济上限制剥削，而不是取消剥削，从政治上削弱封建势力，改善民生，调动各界抗日积极性；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行政，提高工作效率，赢得人民信赖，有效地动员组织各种力量支援抗日游击战争。从此开始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艰难探索，在实践中寻求正确解决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共产党领导抗日政权的方式、党组织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党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重大原则问题，从而逐步理清党和政府的关系，不断完善各个领域的民主政治制度，全面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证政权机构独立行使行政职能，为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有益的史鉴。

冀南抗日根据地创建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正确；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创造的“人山思想”对今天乃至今后做好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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